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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宋庆龄三次难忘的会见

时间:2018-04-09 08:26:57   作者:来源:中国政协文史馆

20世纪50年代,宋庆龄、史良在一起亲切交谈。

宋庆龄(1893年1月-1981年5月),曾任民革中央名誉主席、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国家副主席等。198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并由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。

史良(1900年3月-1985年9月),曾任司法部首任部长、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民盟中央主席等。

文/史良

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,我从和宋庆龄大姐的长期交往中,经常享受到她的友情,春风化雨,温暖宜人。她于1981年5月去世,就在她去世前一年的圣诞节,她还约我去参加家庭晚宴。那天她高兴极了,由于兴奋显得非常年轻。那天同去的,还有戴爱莲,爱莲为我们两人拍了一张合影,竟成为我们最后的纪念。我和她相识半个世纪,都亲历了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变化。我特别钦佩她远大的见识和坚定的信念。早在1935年,她就对外国朋友说过:你们会感到中国的情形很糟,但我劝你相信,中国的情形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中国有个共产党,希望就在这里!半个世纪以来的实际,完全证实了宋大姐的预言。

1960年4月,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期间,宋庆龄(中)、何香凝(右)、史良(左)在一起亲切交谈。 刘庆瑞摄

宋大姐常常在我生活中的重要时刻,给我以鼓励。在我和她的长期交往中,有三次不平常的会见,我永远难以忘怀。

第一次,是1937年在苏州监狱中。

1936年11 月,沈钧儒等救国会负责人被国民党反动派以“爱国有罪”而逮捕,构成“七人之狱”,我是七人之一。我们在法庭上和监狱中向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。宋庆龄大姐则在狱外配合我们,开展了政治斗争。在一篇题为《为七领袖被捕事件的宣言》的文件中,宋大姐和何香凝、马相伯三人为我们发出了正义的呐喊。这个宣言不仅对我们七人是一个极大的鼓舞,而且国内外影响极大,声援函电似雪片飞来。其中包括知名人士李宗仁、冯玉祥、于右任等人。国际著名学者杜威、爱因斯坦等也致电南京政府,要求迅速释放我们。

国民党反动派在对我们七人进行的所谓“审判”中,露出了杀机。在此,我要特别提到宋庆龄大姐等所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。1937年6月25日,宋庆龄、何香凝等16 人,为了援救我们,向江苏高等法院递出了一份呈文。呈文发出后的第二天,宋大姐等就向新闻界发表书面谈话,并发表《救国入狱运动宣言》。宋大姐等发动的救国入狱运动发展起来以后,得到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,并引起国外人士的广泛注意。

在宋庆龄、何香凝等的营救下,“七君子”于1937年7月31日获释。图为“七君子”出狱后,在南京爱国老人马相伯家中合影。右起:李公朴、王造时、马相伯、沈钧儒、邹韬奋、史良、章乃器、沙千里、杜重远。

7月5日,宋大姐等12人来到苏州,要求入狱,这是一场十分激烈的斗争。江苏高等法院先由一位庭长出面敷衍,经宋大姐训斥后,院长才被迫出见。宋大姐以救国会执行委员的身份,义正辞严地向他进行了责问,法院院长无辞以对,狼狈不堪。这时宋大姐就提出要探视我们七人的牢房生活,院长被迫答应。宋大姐等先到女监来看我,当时我被关在一个单人房间内,忽然看守来我牢房整理布置,还在小桌上铺了白布,放上花瓶,在花瓶里插了花。我正摸不着头脑,宋大姐已经踏进房门了。这是一次不平常的会见,宋大姐鼓励我坚持斗争。我和她热烈拥抱,泪珠夺眶而出。我衷心感谢宋大姐和同志们对我们的支持鼓励,我也向大家保证,要同反动分子斗争到底。这是我和宋大姐的一次难忘的会见。

第二次不平常的会见是在1949年5月底,上海解放的第二天。

在这以前的两三个月,敌人对进步人士加紧镇压,形势险恶。我得到地下党的转告,让我迅速隐藏起来。我转移以后不久,1949 年5 月11 日,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突然出动三辆吉普车,载着20 余名武装人员和一些便衣特务,把我原先的住宅团团包围,进行了大搜查。当时我的秘书、司机和女佣均在原住宅,此时便被集中到一个房内,进行审讯。审讯不得结果,留下5个武装人员看守他们。到了晚上,便衣特务又来了,对每个人进行了个别审讯,我的司机被逼说出了我的姑母家的地址,特务随即去我姑母家看守,并进行搜查和审讯。这时我正在南市另一亲戚家中,当特务找到时,我恰好离开那里刚刚20分钟。但我的秘书却被捕了,受到残酷毒打。由于审讯得不到结果,她被送到执行处的拘留所。在那里已有不少等待执行的人,其中我的亲友达7 人之多。黄炎培的长子黄竞武就是在这里被杀害的。我出走以后,四处躲藏,直到上海解放。当我终于再次和宋大姐见面时,我们都被胜利的喜悦激动得不能自已。

全国解放以后,大家都投入了紧张的工作,虽然我和宋大姐都比较忙,但仍继续保持联系,经常来往。

“文革”开始以后,我们就很难见面了。在那种困难情况下,我们却有过一次不平常的见面。

1949年9月,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部分女代表合影。前排左起:何香凝、宋庆龄、邓颖超、史良;二排左起:罗叔章、蔡畅、丁玲;后排左起:李德全、许广平、张晓梅、曾宪植。 侯波摄

1967年国庆节,民盟机关“造反派”的个别人不仅到我家扫了“四旧”,而且“勒令”我到机关参加劳动。我的司机造反了,车也被停止了,当收到国庆节观礼的通知时,只好坐三轮车赶到天安门附近,然后再走一段路程。由于年纪较大,走一段长路是比较吃力的,但最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。事后才知道,造反派曾经派车追赶,不许我上天安门。只是由于在追赶路上没有发现我,才被我“混”上天安门的。当我和宋大姐在天安门城楼上见面时,彼此默默无言,深情地握住了手。大姐悄悄地对我说,你的情况我已知道了。我也说,你的情形我也知道了。那时,江青、张春桥等不仅否认统一战线,否认民主党派,而且认为知识无用,知识越多越反动。知识分子是“臭老九”。他们否定历史,也否定历史人物,连孙中山先生也被他们视作牛鬼蛇神,归于打倒之列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无言的会见却更胜于千言万语。我们坚信,这种局面是不会长久的,乌云绝对遮不住太阳。在这次会面以后几天,宋大姐派人送来一罐亲自做的小菜,以纪念我们这次难得的会见。这次会见我将永远难忘。

敬爱的宋大姐离开我们近两年了。这两年中,国家面貌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。党的十二大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。人大、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制定了新的宪法和政协章程,全国人民为在本世纪末达到工农业生产总值“翻两番” 的前途而欢欣鼓舞。在党的领导下,爱国统一战线更加巩固,更加扩大了。此时,回忆起和宋大姐的三次不平常的会见,高山仰止,感想万千。宋大姐啊!您永远活在我的心里,也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!              

1983年

(选自《中华文史资料文库》第10卷,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,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。本文有删节)